重庆谈判：共产党说：没有民主，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何好处！[转]
April 26, 2006[ZT]重庆谈判：共产党说：没有民主，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何好处！
61年前，日本方投降，蒋介石就连发数通电报给毛泽东，邀请他来重庆谈判。毛最终应邀。史学家说，因为国共背后站着都不希望中国再燃战火的美国和苏联。中共决定“让步”。毛泽东说，“无此让步，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，不能得到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。”
毛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。出行前他指示党内：“绝对不要依靠谈判，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，它是不会发善心的。”但他必须在重庆这个舞台上演好“谈判”这出戏。
他在重庆住了四十余天。四十余天，国共双方代表唇枪舌剑：
国民党说：一个国家，如果四分五裂，还能搞什么民主？
共产党驳：没有民主，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！
一国之内，有两个各有军队、各占地盘、各自为政的政党，这就是重庆谈判面对的现实。蒋介石拟定谈判的原则：“一切问题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。”共产党提出三大口号：“和平，民主，团结。”其核心，也是最令国民党头痛的，是“民主”。
在9月19日的谈判中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：“军令、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，始可解决问题。如依中共之办法，则非为谋军令、政令之统一，而完全为分裂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……”
中共则说：人民希望的是“新式的民主的统一”，“决不希望统一的政治，是贪污普及于全国的政治，统一的军事，是军阀横行于全国的军事。……反民主的统一，中国自古就有，到了今天，已经是陈腐透了。”（1945年10月2日《新华日报》）
值得注意的是，向来鼓吹民主的《大公报》，当时的观点也与中共不尽相同：“国家必须统一，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，而建国更困难。全国必须团结，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，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。”许多报纸表达了人民的厌战情绪。重庆《新民报》认为（包括实施宪政在内的诸项大事）“没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”；成都《华西晚报》呼吁将人民的压力加给国共，“反对分裂，反对内战”；重庆《新蜀报》“深盼大家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”
对“民主”各有理解。重庆《新蜀报》说，“今天，我们所要求的民主，不是少数党派所呐喊的民主。……人民所希望的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，而不是党派利益的类似分赃。”
1945年8月24日，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，恳请“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，爱惜中国前途，努力忘却过去，瞻望将来，痛下决心，放弃武力，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”。他列举美国、英国宪政民主的范例，认为“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，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，将来和平发展，前途未可限量”。
重庆谈判后期，中共的口号引人注目地加上了“统一”二字。10月8日晚，张治中在欢送毛泽东的晚宴上致辞时说：“大部分的意见，我们已经一致了。就是：和平，民主，统一，团结，在蒋主席领导之下，彻底实行三民主义”。
毛泽东上台，称“张部长讲得很对”，“统一是好的，不统一不好，我们一定要统一！（鼓掌）”
短短的讲话，毛泽东八次使用“统一”一词。1945年10月9日《大公报》记载：“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：‘新中国万岁！’‘蒋委员长万岁！’”
重庆谈判产生了俗称“双十协定”的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。但是墨迹未干，烽火已燃。8个月后内战全面爆发，历史完全走向美丽口号的反面。
内战之初，发生了《大公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的论争。
毛泽东曾说，“只有《大公报》拿我们共产党当人”，因为该报从来不称中共是“共匪”。但60年前此时，《大公报》却因连发多篇社评，批评国共内战，受到中共严厉驳斥。
11月2日的社评《中国政治之路》提出，中国怎样走向民主？取决于一二大党和一二领袖。总编辑王芸生作了两个“极其冒昧的譬喻”：“假如我是蒋主席”，他说，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，还政于民。“假如我是毛泽东”，他又说，“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，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”，“我争党的地位公开，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”，如果这一切得到保证，就取消共产党的地方政权，改组共产党的军队，使之国家化。
10天后，又一篇《应该问问人民！》，说国共“叮叮当当”纠缠的“地盘”和“枪杆”问题，“从人民眼中看来，乃是党派的私争，根本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”。社评书生气十足地说，所谓地盘问题，就是若干省的用人问题，也就是选择公仆。这是主人的事，“不应由仆人争吵”。军队问题也一样。“人民养兵，是为了卫国，不是为了争地盘”，“应该把军队拿出来交给人民选举的政府”。
一周过去，随着北方局势更加凶险，《大公报》又发表社评《质中共》。它认为“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”，“各打五十大板”的态度，这时发生倾斜：毛先生在重庆时，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“和为贵”，“忍为高”；目前这局面，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？忍了多少？
《大公报》坚决反对国家分裂，它写道：“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。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，不应该以兵争。以政争，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；以兵争，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。以政策政绩胜的，是和平民主之路；以武力胜的，必然是强权专制。”
在《质中共》发表的第二天，11月21日，中共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评《与＜大公报＞论国是》，重申中国只有“变”（搞民主）才不会“乱”（打内战）；军队国家化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，军队不“化”于民主的国家，难道还该“化”于国民党的“党国”吗？还该“化”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？
更加猛烈的回击，来自12月8日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的《驳大公报》（作者陈伯达）。作者认为《大公报》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“落伍极了”，“幼稚极了”。无论满清政府、袁世凯政府，都是在“国家”、“中央”、“合法”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。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，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。“《大公报》的作者先生！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，血的教训，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。”
足足一个多版的《驳大公报》，雄辩滔滔，是中共“国家观”、“人民观”的系统阐述。可怜的王芸生，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，竟迂阔地希望蒋、毛二人当华盛顿，创立“优美的民主传统”。然而61年荆棘行过，你会发现那不是笑剧。这场字字句句直逼中国“真问题”的笔战，至今余味无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