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谈判:共产党说:没有民主,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何好处![转]
April 26, 2006[ZT]重庆谈判:共产党说:没有民主,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何好处!
61年前,日本方投降,蒋介石就连发数通电报给毛泽东,邀请他来重庆谈判。毛最终应邀。史学家说,因为国共背后站着都不希望中国再燃战火的美国和苏联。中共决定“让步”。毛泽东说,“无此让步,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,不能得到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。”
毛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。出行前他指示党内:“绝对不要依靠谈判,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,它是不会发善心的。”但他必须在重庆这个舞台上演好“谈判”这出戏。
他在重庆住了四十余天。四十余天,国共双方代表唇枪舌剑:
国民党说:一个国家,如果四分五裂,还能搞什么民主?
共产党驳:没有民主,国家的统一对人民又有什么好处!
一国之内,有两个各有军队、各占地盘、各自为政的政党,这就是重庆谈判面对的现实。蒋介石拟定谈判的原则:“一切问题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。”共产党提出三大口号:“和平,民主,团结。”其核心,也是最令国民党头痛的,是“民主”。
在9月19日的谈判中,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说:“军令、政令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则之下,始可解决问题。如依中共之办法,则非为谋军令、政令之统一,而完全为分裂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……”
中共则说:人民希望的是“新式的民主的统一”,“决不希望统一的政治,是贪污普及于全国的政治,统一的军事,是军阀横行于全国的军事。……反民主的统一,中国自古就有,到了今天,已经是陈腐透了。”(1945年10月2日《新华日报》)
值得注意的是,向来鼓吹民主的《大公报》,当时的观点也与中共不尽相同:“国家必须统一,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,而建国更困难。全国必须团结,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,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。”许多报纸表达了人民的厌战情绪。重庆《新民报》认为(包括实施宪政在内的诸项大事)“没有一件可以在分裂的状态中完成”;成都《华西晚报》呼吁将人民的压力加给国共,“反对分裂,反对内战”;重庆《新蜀报》“深盼大家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!”
对“民主”各有理解。重庆《新蜀报》说,“今天,我们所要求的民主,不是少数党派所呐喊的民主。……人民所希望的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,而不是党派利益的类似分赃。”
1945年8月24日,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,恳请“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,爱惜中国前途,努力忘却过去,瞻望将来,痛下决心,放弃武力,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”。他列举美国、英国宪政民主的范例,认为“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,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,将来和平发展,前途未可限量”。
重庆谈判后期,中共的口号引人注目地加上了“统一”二字。10月8日晚,张治中在欢送毛泽东的晚宴上致辞时说:“大部分的意见,我们已经一致了。就是:和平,民主,统一,团结,在蒋主席领导之下,彻底实行三民主义”。
毛泽东上台,称“张部长讲得很对”,“统一是好的,不统一不好,我们一定要统一!(鼓掌)”
短短的讲话,毛泽东八次使用“统一”一词。1945年10月9日《大公报》记载:“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:‘新中国万岁!’‘蒋委员长万岁!’”
重庆谈判产生了俗称“双十协定”的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。但是墨迹未干,烽火已燃。8个月后内战全面爆发,历史完全走向美丽口号的反面。
内战之初,发生了《大公报》和《新华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的论争。
毛泽东曾说,“只有《大公报》拿我们共产党当人”,因为该报从来不称中共是“共匪”。但60年前此时,《大公报》却因连发多篇社评,批评国共内战,受到中共严厉驳斥。
11月2日的社评《中国政治之路》提出,中国怎样走向民主?取决于一二大党和一二领袖。总编辑王芸生作了两个“极其冒昧的譬喻”:“假如我是蒋主席”,他说,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,还政于民。“假如我是毛泽东”,他又说,“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,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”,“我争党的地位公开,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”,如果这一切得到保证,就取消共产党的地方政权,改组共产党的军队,使之国家化。
10天后,又一篇《应该问问人民!》,说国共“叮叮当当”纠缠的“地盘”和“枪杆”问题,“从人民眼中看来,乃是党派的私争,根本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”。社评书生气十足地说,所谓地盘问题,就是若干省的用人问题,也就是选择公仆。这是主人的事,“不应由仆人争吵”。军队问题也一样。“人民养兵,是为了卫国,不是为了争地盘”,“应该把军队拿出来交给人民选举的政府”。
一周过去,随着北方局势更加凶险,《大公报》又发表社评《质中共》。它认为“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”,“各打五十大板”的态度,这时发生倾斜:毛先生在重庆时,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“和为贵”,“忍为高”;目前这局面,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?忍了多少?
《大公报》坚决反对国家分裂,它写道:“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。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,不应该以兵争。以政争,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;以兵争,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。以政策政绩胜的,是和平民主之路;以武力胜的,必然是强权专制。”
在《质中共》发表的第二天,11月21日,中共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评《与<大公报>论国是》,重申中国只有“变”(搞民主)才不会“乱”(打内战);军队国家化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,军队不“化”于民主的国家,难道还该“化”于国民党的“党国”吗?还该“化”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?
更加猛烈的回击,来自12月8日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的《驳大公报》(作者陈伯达)。作者认为《大公报》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“落伍极了”,“幼稚极了”。无论满清政府、袁世凯政府,都是在“国家”、“中央”、“合法”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。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,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。“《大公报》的作者先生!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,血的教训,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。”
足足一个多版的《驳大公报》,雄辩滔滔,是中共“国家观”、“人民观”的系统阐述。可怜的王芸生,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,竟迂阔地希望蒋、毛二人当华盛顿,创立“优美的民主传统”。然而61年荆棘行过,你会发现那不是笑剧。这场字字句句直逼中国“真问题”的笔战,至今余味无穷。
